盈利困难是行业共性
2010年，无锡汉和航空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无锡汉和”)研制出植保无人机产品并付诸销售，被认为是国内这一产业的开端。
随后，深圳高科新农技术有限公司、珠海羽人农业航空有限公司(下称“珠海羽人”)、全丰航空、极飞科技、北方天途航空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等进场，成为这个市场的早期开拓者。2015年被视为植保无人机行业的高峰期，一度有达200多家无人机企业同场竞争。
这方面的代表是大疆创新。大疆创新于2015年发布了农业喷洒防治无人机——大疆“MG-1”农业植保机，被业界视为正式切入农业服务市场的标志。
2017年被业内视为植保无人机行业发展的分水岭，经过前期的快速发展之后，行业迎来了轮洗牌。多位业内人士提及，不具备自主知识产权或者盈利不佳的航模生产加工企业、杂牌组装厂商成为首轮出局对象。同时，热炒这一市场的风险投资机构对该领域的兴奋度急剧下降。
市场发挥过滤功能后，植保无人机市场的销量仍在逐年提升，但整体已趋于冷静。
“剩下的玩家要么有技术储备，要么有稳定的市场份额。”珠海羽人相关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植保无人机从早期一窝蜂式涌入的1.0阶段进入到了2.0时代，也令参与者以更沉稳的心态直面农业投资的长周期、高投入、慢回报等特点。
尽管大疆创新相关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相较于植保无人机的经济效益，公司更关注布局相关领域所带来的企业品牌价值、社会价值以及公司在植保无人机领域探索出的自动作业等技术储备，但植保无人机已经成为大疆创新的战略性业务板块，由早期公司的一个专业模块变成了单独的事业部“大疆农业”。
“公司很重视这个领域，今年以来，公司在植保无人机领域的销量已经突破1万台。”大疆农业相关人士表示，这一销量同比翻了一番。
行业虽然火热，但植保无人机仍面临发展瓶颈。
首先，目前市面上在售的植保无人机价位大多在3万~30万元之间，购置成本并不低。此外，由于电池技术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突破，植保无人机在续航和载重方面也极为有限，这也掣肘了它的普及进程。这在购买群体的类别上也得到体现，数位受访人士均有提及，植保无人机的购买主体并非个体农户，而是资金实力更强的农资企业、大农场主以及专职飞手组织。
财经记者还了解到，植保无人机盈利困难几乎是行业共性。有企业负责人透露：“主要是植保无人机购买群体无法实现规模化盈利，使用者主要依靠政府补贴。一旦底层的植保无人机购买群体参与积极性受挫，植保无人机厂商谈商业模式构建、谈收益只能是空中楼阁。”
目前成功卡位的十余家公司仍在进行商业模式的调整。
扶持政策需更具针对性
植保无人机近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关键性节点均可以看到政府的“手”。
2013年，原农业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现代植物保护体系建设的意见》，首度提及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发展无人机防治病虫害。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用航空建设。
此后，原农业部等多部委编制的《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建设规划(2017-2025年)》提出，拟在“十三五”期间，采取PPP模式支持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购置航空植保机械等。这被业内认为定调了植保无人机发展的大方向。
国补政策的持续扩围更是给植保无人机市场吃了定心丸。2017年9月，原农业部、财政部联合民航局发文，在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广东、重庆等六个省市先行开展植保无人机购机补贴试点，每地资金1000万元。经过一年多的试点，又继续在其他10多个省份出台了相关植保无人机购置补贴政策，进一步推动植保无人机行业的发展。
目前，植保无人机补贴以补贴购机为主，这被认为更有利于植保无人机制造商和销售商。河南、江苏等省份再通过采购服务等方式，将补贴资金部分引流至植保作业团队，进一步提升农业机械化和精细化水平。国补加地补的组合拳补贴策略也可理解为购机补贴与作业面积补贴并行。
关于补贴购机还是补贴作业面积哪种方式更具针对性，业内仍存争议。具体来说，补贴购机被认为操作难度较低，补贴作业面积则被认为更能遏制骗补、套补等行为，也更具科学性和公平性。但补贴作业面积要建立在有效获取植保无人机后台数据，并甄别数据有效性和真实性的基础上。实际操作中，植保无人机空转、生产商与经销商进行数据作假等行为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为了更具针对性地核实作业面积，财经记者梳理发现，在广东省、江苏省、河南省等下辖的部分地区都出台了相关工作方案，并委以第三方机构进行作业面积相关数据的采集。几乎所有涉及到作业面积的指标均有涉及每亩农药用量、现场作业照片、GPS测量面积照片等参数，以确保植保作业真实性。但受制于经费有限、人力采集成本高等，难以推广开来。
但不断扩围的政府补贴政策、整体走低的植保无人机售价等，都坚定了周国强等在行业浸淫了十余年的老植保无人机从业者的信心。他表示：“行业整体在进步，但生态还处于初级阶段。相信在行业不断走向成熟壮大的过程中，后续政策也会更具针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