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炳生，教授。曾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长期从事农业经济与政策研究，有关成果获决策部门重视和采纳，曾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做过农业问题的汇报讲解，受邀到国际农经大会做大会特邀报告等。
开栏的话：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三农问题，既是生产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尤其在当今信息化社会，三农问题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例如食品、粮食、农村土地问题等等。这对提高三农问题的关注度和动员全社会力量支农惠农，无疑是有利的。但同时也存在对某些三农话题过热、过度炒作现象，也有不少认识不清、思辨不明的问题。为此，本报自本周起将在周三的《观点》版及周六的《三农论坛》版开设“三农思语”专栏，特邀三农问题专家、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用通俗的语言，为我们讲解“三农问题”，既是澄清认识，亦是交流探讨，敬请关注。
连续了14年的一号文件，让三农问题成为国民话题。于是，在很多场合，经常有人问我：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这是个好问题，显示了一号文件的效果，让全民关注起三农问题；这也是个“坏”问题，因为，我无法回答。
通常我会反问：“”“就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啊。”“农业的什么问题？农村的什么问题？农民的什么问题？”“……”通常到这里，对话就止住了。
三农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大堆问题；既彼此纠缠，又非常不同。原因不同，性质不同，解决的路径和措施，更是复杂不同。提问者期待能用几句话，三两分钟，就说清楚。这哪里可能，否则，还需要连续发14个一号文件？
三农问题内容繁多复杂，不过，还是可以分出类别和层次的。其中最重要的，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
农业问题，是发展农业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农产品的供给数量和农产品质量（包括质量）。农村问题，是农村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也包括两个方面：农村的社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与社会事业）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民问题，是与农民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同样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农民的经济收入和各种社会权利。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三农问题就大体上解决好了。
有不少人，包括一些有名的学者，认为我国的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理由很简单：越重视的，问题就越突出；都连着发了14个一号文件了，问题还不严重？！
这是错的！我国三农的所有主要方面，都比改革开放前，比起一二十年之前，有了巨大的进步。对此，有足够的公认数据和事实。一个小例子：我念研究生时，导师说每天可以喝到一瓶啤酒了，表情无比满足！现在，农民工也不会用这个当吃喝标准吧？
那么，为什么还连着发一号文件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三农问题实在太重要了，影响到整个发展和稳定的全局。粮食短缺了，出现禽流感了，影响到谁？是全社会的人；农村生态出了问题，城市同样难逃其害；农民利益保护不好，城市社会也难以稳定。小康和现代化的实现，都离不开解决三农问题这个基础。很多部门、很多地方、很多有话语权的专家，认识上都不怎么到位，所以，要发一号文件，加以突出强调！
同时，按照这种定位要求，三农还有很大不足。具体说，目前的三农问题，具有突出的相对性、局部性和发展性特点。相对性，是指城市发展太快了，现代化要求提高很快，三农跟不上；局部性，是指总体改善了，但东中西部发展很不平衡，区域内部也不平衡；发展性，是指有些问题，是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需要深化改革来解决。例如，改革开放前，城乡壁垒森严，没有农民工，也就没有农民工问题。解决现存的各种农民工问题，要靠新型城市化改革，而不是把农民工赶回农村去。
由于有相对性、局部性、发展性，三农问题会长期存在。将来，即便三农问题不再列入一号文件了，其重大意义也不会变。三农问题大获解决之时，就是实现现代化之日。
